大运河文化的特质是什么？目前有“生生不息”说、“融合”说；有以人喻义的“脐带”说、“乳娘”说；亦有包容性、统一性、扩散性、开放性、凝聚性等解释，不一而足。以上见解在文化功能论、文化象征论的框架中展开，既体现了不同学者对大运河文化内涵认识角度、学术立场、学科背景及认知层次的差异，也说明大运河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及跨学科等特点。“千年运河、沟通南北”是大运河区别于长城、黄河的重要特点，在“千年”与“南北”所建立的时空之中，运河“沟通”的功能最为显著。当下，大运河既是国家文化符号，又以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成为一种文化标签。兼具运输功能、生活场域功能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大运河”，不仅是一条“经纬中国、运通华夏”的河流，还是一种“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的文化。在“大运河”全景意识之下，大运河物理空间中的“通”在文化空间中演化出了联通、流通、变通和融通等多重特性与价值。 一 “联通”是运河人工开挖并利用自然河道联江达海以通四域的功能。封山浚川、连接江河湖海是中国传统“天下观”和帝王交通天下的文化理想。自春秋以来，各级各类政权所不断进行的开凿运河的实践，正体现了对这一文化理想的不懈追求。时间脉络中，运河经历了由区域内至区域间进而纵贯南北的过程。春秋战国的邗沟、鸿沟沟通了江、淮、黄河；百尺渎通往钱塘以沟通吴、越；三国时期吴国的破冈渎、丹徒水道联通了太湖流域与都城建康；曹操以战袁绍、征乌桓为目的开凿白沟、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将黄河以北的漳河、滦河、滹沱河等自然河流连接至济水、淮河等水系。这些运河虽多以军事征战为开凿之目的，但同时又部分实现了区域内水系的联通。尤其对于水系发达的江南区域而言，因兼得长江、钱塘江及太湖之利，从泰伯渎、吴古故水道到江南河、西兴运河，区域内江河、湖泊、溪流、沼泽、湿地被连接成网，并因之形成了人们舟楫而行的生活方式和富庶的水乡经济。对江北运河有开凿之功者莫若曹操，其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河北的区域沟通。这种联通，拓展了区域空间，为隋朝大运河的开凿奠定了基础。 隋唐以降，大运河联结的范围扩大，进而实现了五大河流之间的沟通，并且在唐、宋时期以浙东运河为通道，实现了运河与大海的连接，将运河区域连接至世界范围。在政治领域，隋唐宋至元代，运河从人字形到一字形的改变虽未改变政治中心对江南财富的依赖，但将国之都城逐渐从黄河流域拉至运河并作南北分布。大运河跨越区域之畛域，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自然河流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格局，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部分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二 “流通”是运河因联通而带来的物流与信息传播，以及进而形成的社会流动。漕运无疑是运河最重要的流通功能。所谓“漕”者，与车运相对，“车运谷曰转，水运谷曰漕”。隋唐以后，漕运乃“国之大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之命脉，正如全汉昇先生所指出的，运河完成不久以后，由于历史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此后的六百年内变成唐宋王朝的大动脉，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王朝的盛衰隆替，其关系的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漕运是国家行为，而包括漕运在内的物资与信息流通则不仅是“国之制”，还是形塑中国社会发展的“利之道”。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与社会形态特征，史学界所论有封建制、皇权专制、帝制地主形态，以及断代的“宋代江南农商社会”“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等。隋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及至晚唐，“农商交相养”的经济发展趋势明显，汉唐以来单一农业经济正在逐步转型为农业和工商业并重之形态。北宋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可以中转从长江、赣江、黄河等自然河流转而来的布帛、金银等物品；南宋“朝廷所以能驻跸钱塘，以有此渠(浙西运河)耳”(陆游《入蜀记》)；与浙东运河相连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南宋逐渐取代了汉唐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新的世界范围内的物资流通渠道。明代运河已成南北之势，吴承明先生在《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一文中曾说，“明代商路的增辟主要是在南北贸易方面，尤其是大运河的利用”(明代南北的商路主要有两条:大运河航线和沿赣江南过庾岭到两广的商路)。与宋代相比，明清时期运河流通的物资不仅限于“奇怪时来，珍异物聚”以及“任土作贡”的产品，更多是粮食、棉花、布匹、盐、茶和铁器、瓷器、纸张等日用物资。与明代白银货币化及其后“赋役折银”相伴随，大运河在明代中后期的畅通为身份自由的农民和商帮提供了生存渠道，仅水手、漕夫、私盐贩及沿岸穷苦纤夫及集镇穷黎“以此为计者不啻百万人”。此时期的大运河已成为一个磁场，吸附着各层次人群作南北流动。人们利用大运河所提供的交通和通信之便打开了地方间的经济联系，又或者说，大运河在很大程度上将农村与城市的劳动力组织到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中来，并重新组织消费和生产，但是并没有将其完全分离。西方学者论及大运河流经之江南地区在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高水平发展陷阱”“大分流”等模式，其将历史问题经济化的同时，也忽略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经济全球化之下，中国帝制结构持续稳定与商品经济发展(全国性市场已出现，贸易与国际市场相连)的态势并存。在这一进程之中，大运河漕运继续维持着商业物流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资源的流动，进一步形塑了中国社会农商并存的底色。 三 “变通”指运河本体、漕运制度“穷”则变、变则通的进程及其所折射出的技术更新与观念变革。空间序列中，运河的开凿，历“小”区域而达“大”中国。微、著之间，既实现了小如“杭(杭州)越(绍兴)易位”“淮(淮安)扬(扬州)一体”的区位变化，也顺应了大若中原与江南之间的经济地位之更迭。元代大运河“弃弓走弦”，既是唐宋以来沧海桑田、河道淤塞所致，也出于王朝“改弦更张”的考量。自此，京杭运河又在治河保运、黄淮运一体治理、黄运分治、开新河、建水柜等理念和技术所形成的引水、穿越、泄水等系列工程变化中，积累新的经验，通时下之“淤浅”，迎时局之“改变”。 运河的“变通”，政治层面上终以“利漕运”为目的，社会层面上则以“益平衡”为结果，同时变通本身又体现了古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运河的畅通既蕴含着古人人定胜天、物尽其用的积极态度，其间也有一定程度相地而流、本乎时势的理性。面对“尊重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一问题，历代漕运政治以“人事”为重，保障畅通的代价则可能牺牲局部，甚至在变通的过程中出现了“积累莫返之害”。孟子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运河之澜，或在于时势更迭变迁之中。 四 “融通”是河流流动所带来的流经区域文化融合的态势。大运河作为人口迁徙、信息传播、物资流通的载体，使不同区域的文化形成叠加并彼此渗透，促使京津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形成日渐密切的融合。但与一般河流不同，运河本身人工开挖的政治性以及东部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又必然决定了大运河影响下的文化融合在历史某些时期主导着文化景观，并促进中华文化走向精致典雅。更重要的是，运河的高度流动性也带来社会和文化的高流动率，导致社会纵向流动加快，弱化了既定人群社会地位的差异，形成了社会及文化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并未突破阶层畛域，而是指社会上、下阶层更加频繁的互动，造就了社会相对开放、融合的态势。例如，明清时期以运河为通道贩运粮食、食盐的商帮获得商籍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沿运河南北销售的烟草，其传播路径从边缘群体向政治和社会精英自下而上流动，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尽管此类种种无关宏旨，但运河通过制度进入传统社会内部，部分疏通了社会发展的脉络。 融通，并非指运河将区域文化融为一体，而是指其形成了“一气周流”的态势。一方面，运河流经的区域文化有其特定的土壤，文化类型纵非对立但必然有异，事实上，大运河流经区域也并未形成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文化区域；另一方面，融合并非各种元素简单相加，也不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就会形成新的变量，而是指多元文化及运河之间融合自洽的状态。这态势在帝制时代，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变革，但使中国渐趋走向社会的开放、市场的专业化并促使等级序列体系松动。 当下，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背景之下，“通”依然是大运河文化的逻辑起点和核心特点，它所演化出的联通、流通、变通及融通的功能虽已部分发生变化，但其精神的核心要义依然可以贯通古今，万物流通带来的不仅是“扁平世界”的趋势，还有世界文明的互鉴。大运河文化以其“通”达之力，继续形塑着中华文化，推动着社会发展。 (作者:吴欣，系烟台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间文献与京杭运河区域社会研究”〔16AZS01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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