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水滚滚东流，浪花淘尽英雄……”冲破江淮丘陵和江南丘陵，汹涌澎湃的江水在即将入海的地方孕育出一片花花世界，北流东流的江水像一个高高的水龙头，在中国的版图上。
这个位于长江下游的地区，被网民戏称为“保祐区”，学名“长三角”，横跨沪、苏、浙、皖四地，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而五千年甚至一万年前，当时的“邮区”是什么样的？近年来，大量考古资料证明，长江下游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余万年
浙江省浦江县上善考古遗址公园有A、B两个展厅。这里的“镇馆之宝”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博物馆中最轻最小的了。它是一种碳化米，米长3.732毫米，米宽1.667毫米，米厚1.723毫米。
但也可能是最重要的“镇馆之宝”，延续了一万年，也是一万年前世界稻作文化起源的实物见证。大米是世界三大主食之一，养活了世界上大约一半的人口。
200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姜乐平研究员带领一支队伍在浦江县发现了这座山遗址，并出土了大量的稻作遗存。2006年，上善文化正式命名。是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根据碳14年代测定，它已经有一万年的历史了。
“我们脚下的耕层只有20厘米厚。去掉这20厘米的土层，就像回到了一万年前。”近日，姜乐平在商山遗址北区向记者介绍了最新的调查情况，这里很可能有商山时期的建筑遗迹。
目前，上善文化考古已发现21处遗址。蒋乐平说，很多遗址都有聚落的迹象，这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一步。对此，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教授傅道连判断，长江下游的定居时代无疑是从上山文化开始的，此后的不断发展最终孕育了文明。美国史丹福大学教授刘莉认为，在近东，先有定居后有农业耕作，在美洲，先有农业耕作后有定居，而在山区，定居和水稻种植同时发生，这为研究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模式。
在毗邻浦江的小商品之都义乌，桥头遗址已经出土了精美的彩陶，属于山地文化。已经有9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杭州萧山区，有8000年历史的跨湖桥遗址也出土了彩陶。两者可谓一脉相承。在桥头遗址，研究人员发现了陶器中酿酒的痕迹和墓葬中保存完好的人类遗骸。蒋乐平推测，这可能是祖先举行祭祀或行礼的地方，用酒作为礼物。
“这里的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有资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称上善为“中国古代第一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伟表示，长江下游文明起源的过程是“万年奠基”，以上善遗址等为代表。当农业和定居的村庄出现时。
比德鲁
栩栩如生的玉人，温润闪亮的玉勺，展翅飞翔的玉鹰，栩栩如生的玉龙...每一件玉器都指向当时高度发达的玉器管理水平和先民的智慧。在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考古人员在一个玉人背后发现了一个直径约0.15毫米的钻孔，比一根头发丝还细。堪称人类史前文明最先进的技术和制造水平。
灵潭遗址距今约5800-5300年，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时期最大的中心聚落。目前已出土玉器1200余件，数量众多，技艺高超，制作精美，特别是与同时期的其他遗址相比。北京2022年冬奥会“同心”奖牌背面图案融入凌家滩双连元素。
“玉见文明”可以说是中华文明起源中极其重要的独特文化现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靖国表示，与西方文明使用玉作为装饰装置不同，中国的玉作为一种仪式装置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玉器礼制在良渚时期达到史前顶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研究员表示，良渚对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物质贡献是玉器。良渚玉器不仅开创了“以器守礼”的传统，也为中国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琮、璧、岳、隽、锥、三叉戟、冠……良渚社会一整套玉礼制是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在太湖周围和长江北岸的许多良渚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玉器，其中许多都有著名的“神徽”。良渚古城的发现者、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斌教授说，良渚的先民认为玉是自然界中最美丽、最稀有的矿物，所以他们用玉祭祀神灵，以示王权。
“玉器礼器的发明是长江下游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王维说，《周礼》记载，是良渚先民用苍玉祭天，用黄玉、玉玉祭地而发明的。它们对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陶寺、二里头、殷墟、三星堆、金沙等重要遗址，人们会发现玉琮或玉璧。王维说，他们的根也在良渚，良渚发明的玉礼制，被夏商吸收，又向四周辐射扩散。
世界文明
2008年至2010年，南京博物馆在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南沙街道办事处东山村发现了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其中，崧泽文化早中期的高级墓有8座，高级墓和普通小墓分区域埋葬。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甘惠元说，从这些高级墓葬的规模、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以及不同地区大墓和小墓的埋葬情况来分析，墓主人的身份不再是普通居民，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高级阶层，有着王者的样子。
"中国社会分化的最早证据是在长江下游发现的."王维说，东山村遗址距今约5800-5500年，首次出现了贫富分化的证据。在凌家滩遗址，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个豪华的坟墓。这一阶段，长江下游开始出现地域文明，进入古代文明阶段。
随之而来的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史前文明的巅峰。刘斌说，在良渚古城中，以宫殿为主的城有3平方公里，城外的核心居住区有8平方公里，水利系统直接保护的有100多平方公里。王维说，当时良渚有权势的人或者金字塔顶端的人，能够组织大量的人力来建造如此庞大的公共设施，是王权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目前已有充分证据证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存在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社会分化明显、信仰统一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这就是古代的良渚国。在太湖北岸，江苏考古人员发现了以常州四墩遗址为最高级别的良渚时期“四组三级”遗址结构。在上海福泉山遗址，一对长约1米的象牙权杖反映了良渚时期明显的社会阶级差异和文明社会的高度发展。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研究员说，良渚时期，长江三角洲有良渚古城这样的大中心，但也有分散的文化中心，福泉山就是其中之一。
良渚的考古发现为展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王维说，当时大家都“把宝放在良渚”。长江下游的早期文明为中华文明做出了许多贡献，包括水稻种植、独木舟制造、犁耕技术、玉器礼器和瓷器制作。
泽后人
在远离大陆的浙江嵊泗列岛，5000年前，良渚先民也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在群岛的主岛四角岛上，考古学家发掘了黄家台遗址，这是一处良渚文化时期的沙丘遗址。负责考古工作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图书管理员朱说，良渚的祖先从大陆来到岛上，既有探险精神，又有航海技能，很可能是良渚古国派来的。
长江三角洲的祖先对海洋的探索更早。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距今已有8300-7800年历史。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最早的沿海贝丘。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祖先食用后丢弃的贝壳，以及桨、鱼盖等可用于捕鱼的工具。
在这两个地点所在的区域，出现了两个世界级的港口——洋山深水港和宁波舟山港。头山遗址考古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说，考古证明，早在8000年前，先民就开始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体现了他们高超的智慧、能力和技术。
"这一带的先民骨子里都有探索精神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方向明举例说，同样位于余姚的石岙遗址，是世界上发现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丰富的大型水田。从河姆渡文化早期到良渚文化时期曾两次被洪水摧毁，但被先民开垦。
“长江三角洲文化的精神之美，从良渚时期出土的玉器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陈杰说，制作玉琮，不仅需要原材料，还需要高超的技艺和细致的匠心，才能在坚硬的玉面上描绘出精美、迷人、复杂、典雅的纹饰。这是当时长三角先进生产力“硬实力”的一次展示，也体现了江南文化精致典雅的特点。这种“文化基因”一直延续至今。
4000年前，长江三角洲的史前文明开始衰落。“这一时期上海的广富林遗址，体现了强烈的外来文化和北方文化的特征。出土器物与良渚文化完全不同，相当粗糙。”陈杰说，骨子里，江南更细致，注重对周围环境的观察。这种精致的文化是从孕育良渚文化的崧泽文化开始的，在良渚时期就已经很鲜明了。这是长三角“文化基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贡献。
同时，陈杰认为，长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其史前文明也呈现出开放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比如崧泽文化，是一种非常开放的文化，与西北的北方阴阳营文化，北方的龙丘庄文化、大汶口文化，南方的河姆渡文化形成了双向多向的交流碰撞。崧泽文化通过与周边考古文化的不断交流，吸收了他们的先进文化因素，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激发了文化的创新和活力，使文化发展更加灵活，从而为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三角洲史前文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7年以来，长三角三省一市省级考古机构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化研究所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开展了“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地区文明模式研究”课题。陈杰说:“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总是片面的。我们还需要新的考古发现和论证，去发掘和发现长三角的文化基因，让我们的认识更接近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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